由泰国James Thompson基金会和澳大利亚驻华使馆资助,CHP在云南省孟连县的傣族村落勐马寨实施了“勐马档案”项目。这个项目正式启动于2005年初,设想在当地政府的鼓励下,CHP能够协助勐马寨村民通过自己的记忆、思考和观察,整理、记录勐马寨的文化传统,并将初步成果以书籍的形式出版。如果进展顺利,这个项目还将进一步延伸,协助勐马寨村民建立自己的生态博物馆,并通过发展特色文化产业使村民的生活变得略有富裕。如果勐马寨的试点成功,CHP就将这种工作模式在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复制推广。

这些设想是很大胆的。文化传统的主人是当地社区居民,文化的传承发展需要当地民众的自觉;当地居民有权利决定保护自己文化的方法,有权利拒绝来自外界的不恰当干预;外来的机构和专家应当充分了解当地社区的特性,充分尊重当地民众的感受。这些原则,毋庸置疑是文化传承发展相关工作的基本法则,但同时也已经被太多的机构和专家忽视、遗忘或抛弃了。然而,CHP以何种姿态进入当地社区,如何取得当地民众的信任,如何看待外来科学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差异,如何把握政府鼓励与民间主办之间的平衡度,如何使计划能够得到可持续的开展,确实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摸索和解决。CHP没有能力回答这些问题,但是,CHP记住了当地人不经意间说出的话:“我们信仰佛教,我们对别人很尊重,我们喜欢谦恭的人。”谦恭、尊重,实际上成为了项目实施各项工作最基本的指导思想,甚至是每天一言一行的基本规矩。现在看来,发自内心的一以贯之的谦恭、尊重,确实是开展少数民族项目最需要和最应该具备的基本态度,甚至是基本方法。

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村里开展文化项目,必须得到当地管理部门的认可。CHP非常幸运,因为当时的孟连县委书记胡文彬先生以及孟连县博物馆长郑静女士在极短时间里就认可了这个想法,并给与了极大的帮助。在某种意义上,胡文彬先生可以被理解为是这个项目在当地的首席顾问,而郑静女士就是这个项目在当地的首席执行官。在无数次的电话交流以及多次面谈过程中,胡文彬先生表达出的对傣族文化的热爱,以及对项目实施提出的具体建议,使一些学者书生感到了自己的苍白和无知。CHP在这里遥祝远方的胡文彬先生健康愉快。“到了勐马寨,就如同回到了家”。这是当时作为孟连各族人民文化遗产最重要的守护者的郑静女士说的话。多次跟着郑静走访勐马寨的普通家庭,看到他们随意和亲切地交谈,CHP确信郑静就是勐马人的女儿。如果说谦恭、尊重是与村民合作交流的基本态度,那么与当地管理部门沟通协调的基本态度就应当是真诚、坦率。任何人对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理解和信任的过程;不太美好的社会环境也可能加剧人们的戒备心理。尽量的真诚、坦率,辅以包容和耐心,CHP接触到的人绝大多数都是美好和善良的。

无疑,“勐马档案”项目的真正实施者是勐马寨人。在郑静女士的帮助下,勐马寨人很快就理解了项目的方法和操作步骤:由他们自己确定《勐马档案》大纲,组成项目工作组,争取在一年或稍多点的时间里,用傣文记录下勐马人传统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以照片、绘图等作为记录的辅助手段;这些记录文字将由他们中的书法家誊抄在当地手工制作的草纸上,并由懂汉文的村民译成汉文;这些汉文、照片、绘图,连同傣文誊抄件,将共同汇集出版;项目所需设备及少量经费由CHP提供,出版物的编撰署名者将是“勐马寨人”,项目工作组主要成员的照片及简介将是书中内容之一,1500册书籍将送交孟连县和勐马寨,其余适量书籍将由CHP送交国际国内重要文化机构研究和收藏,出版物如有稿费收入也将全部送交项目工作组。勐马寨人不仅是文雅的、自信的和善于表达的,而且也是非常务实的。他们认识到了这个项目的价值,在情感上接纳了CHP,也理解了项目的实施方法,以很大的持续的热情投入了工作。回想起当时的工作场景,老人们凝重的神态历历在目,年轻人专注的目光也使CHP对所谓的“民族大业”有了新的理解。以康朗帅老人和岩依勐为代表的勐马寨人,不仅在整理自己的文化遗产,同样也在创造自己的辉煌。有些许专家学者看到勐马寨人的工作成果后,认为它的内容体系不严谨,文字粗糙,照片拍摄水平也不高。然而,村民们肯定不是摄影家;这些专家学者实际上并不具备阅读优雅老傣文的能力;译成的汉文略显粗糙,那是因为一字一句都出自略显粗糙的村民的双手(CHP和出版社编辑只是改正了文稿中的几处明显错字);至于内容体系问题,CHP认为傣族勐马村民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方法派生出了勐马档案的内容体系,体系是否严谨应当在对傣族勐马村民的思想和心灵有了深入了解后再作出判断。这些工作成果,是勐马寨人数年心血的结晶,可能也是勐马寨全体老人一生心血的结晶了。

这个项目也有许多明显遗憾的地方。原计划拍摄一部记录项目实施全过程的纪录片,由于没有能力找到合作伙伴而放弃了;“田野调查”工作中出现的不少问题,由于没有及时发现而大多丧失了改正的机会;项目实施对周边地区应有的辐射作用,由于事先考虑不全而基本没有得到发挥;勐马寨人实施这个项目造成的额外生活负担,由于认识不足而基本没有得到补偿;当地博物馆的一些年轻人为项目实施付出了艰辛和汗水,但是她们的名字没有在出版物中被列出。指出这些问题,是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也开展类似项目,应当考虑得更加周全一些。

至于项目的延伸和复制,只能说是在一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正在实现。完全的如法炮制的项目复制,可能不适用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人文内涵不同,社会小环境不同,项目缘起不同,资助者要求不同,特别是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发展阶段暴露出的社会问题也各不相同,直面社会问题的项目必须有针对性强的特殊设计。项目的延伸,也应当有更为宽广的思想背景。如果对民族文化和民族问题有了较为成熟的思考,则项目的延伸性问题也能够得到较好的解决。

欧宁先生曾经这样评论这个项目:“如果我们把这一出版项目看作勐马寨历史文化的传承,那么它最出色之处就在于把历史书写的权力交还给历史主体。通常文化保护的工作都会先入为主,以一个外来者的目光去救助濒临灭绝的它者的文化,而忽略被救助者的主体性。这一项目显示出对勐马寨人极大的尊重,在书的封面上,编著者被署名为“勐马寨人”。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派出的项目专家在此书后记中记录了勐马寨村民在2005年5月1日集体讨论《勐马档案》写作大纲的详细情形,他的耐心旁听与村民们的自主讨论,反映出这一项目典型的工作方法。因此,把此书称为中国第一部民间的傣族文化专著一点也不为过”。感谢欧宁先生的褒奖。他点评出了这个项目的部分核心价值。然而,把这个项目定位为出版项目,可能并不恰当。出版,只是项目的产出之一。当地居民的文化自觉,以及方法论的探索,可能是这个项目更为重要的产出。

Supported by James Thompson Foundation in Thailand and the Australian Embassy in China, CHP documented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of the Dai minorities in Mengma village, Menglian County, Yunnan Province. Aside from the publishing of a book, the increased cultural self-awareness of the local inhabitants and the exploration on cultural documentation are both important outputs.